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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热议生态文明建设:用生态托起“美丽”
作者:聂扬飞 吴林红 黄永礼     发布时间: 2014-3-11

要绿水青山还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省代表委员纷纷表示,要树立正确发展思路和生态理念,切实推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

整治雾霾——

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余渐富认为,首先要对雾霾的构成进行研究,科学分析雾霾形成的原因;其次针对不同成因,制定有针对性治理方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提高治理的质量与效率。

每到农作物收获季节,焚烧秸秆是雾霾的重要成因。目前各地都在实行禁烧政策,安排人员严防死守,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行政手段缺乏、强制力度不大、处罚手段不力情况下,焚烧秸秆现象一直是‘堵’而不息。 ”全国人大代表于一苏认为,只有做好“疏”的文章,打通秸秆出路,才能根本解决秸秆焚烧问题。建议各级政府运用财政奖补、政策支持等手段,撬动市场力量,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从源头上减少秸秆焚烧造成的污染。

“整治雾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涉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业、水利、绿化园林、城市规划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但目前主要是环保部门在管,力量显然不够。 ”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说,比如机动车尾气和城市扬尘也是雾霾污染的重要来源,其主管部门分别是交通和建筑部门。建议国家成立一个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委员会,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打好治理雾霾攻坚战。

大气污染防治关键要靠法治发力。我国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针对重点地区酸雨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治理和控制,无法满足大气污染防治需要。全国人大代表韦江宏建议,适时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将细颗粒物(PM2.5)污染防治纳入法制轨道。针对不同污染源、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专项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条例,明确细颗粒物(PM2.5)污染的污染源控制、污染处理、污染监测和执法标准、治理等级及处罚措施。

转变观念——

不再片面追求GDP速度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全国人大代表王明胜表示,那种不顾生态、先污染后治理的盲目发展,造成很多后遗症,付出了巨大经济成本,得不偿失。

王明胜建议,创新干部考核机制,不仅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考核内容,而且要逐步提高资源环境因素指标权重,改变片面追求GDP速度倾向,刹住片面追求GDP速度惯性。对那些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生态严重破坏的,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用生态文明理念来看环境问题,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牛立文看来,要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搞好顶层设计,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制定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

“保护生态,不仅需要政府主导,更要人人参与。”郑孝和代表认为,生态保护,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转变生活方式,践行低碳环保原则,提倡文明、节约、绿色生活方式。

郑孝和表示,建设生态文明,要知行合一,摒弃“言大于行”。对每位公民来说,不仅要把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念,而且要作为一种行动指南,一种道德标准,从改变自己“高碳生活”开始,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细节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完善制度——

全面推进生态保护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是构建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内在要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张韶春表示,目前安徽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积极推动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和皖南示范区核心区成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地区。

张韶春建议,国家围绕合理布局经济、规范开发秩序、均等公共服务和协调区域发展等,制定主体功能区具体的政策举措,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不同区域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以及绩效评价考核办法。

“法律是促进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最有力手段,生态文明建设中各项政策和措施推行与实现都离不开法律保障。”全国政协委员王鹤龄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体系散乱、层次较低、理念滞后,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法。

王鹤龄说,生态文明建设法应当定位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以生态安全、生态公正、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确立政府在生态文明中占主导地位、公众积极参与的制度。

“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于一苏表示,补偿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森林生态保护的力度,促进了森林“三大效益”特别是生态效益的显著提高,为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社会全面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现行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着补偿标准较低和补偿范围较窄等问题。“要制定合理的森林生态补偿标准,既要体现森林生态的价值,又要兼顾到所有人或经营者的合理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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